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的钱应该怎样花

　　春风骤起，又到一年“晒”预算时。政府部门怎样花钱？不管各种预算报表如何晦涩难懂，公众也总愿意通过媒体并不专业，有时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不精确解读，了解各地财政花销的特点和现状。在北京市陆续公布的提交人大审议的98个部门预算中，有一项并不起眼的花销悄悄地躺在财政账本里，名目叫做“舆情监测”。

　　这笔费用虽说数额不大，但却相当普遍。《新京报》公布的预算表格显示，北京市高院“舆情监测系统”预算70万元，市旅游委“微博微信及新闻监测”90万元，市人社局“舆情监控”89万元，市文物局“舆情监控、微博工作专项”10万元，市红十字会“舆情监测系统”50万元，市政市容委“网络宣传及舆情应对”20万元，市住建委“舆情监测”31万元，“网络发言人及政务微博运营费”12.5万元，此外，规划、园林等部门也公布了类似预算费用。

　　看来，不管是法官、城管，还是绿化、旅游、住建等领域的官员，几乎都离不开日渐增大的舆情影响，舆情监测费用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项目本身就是政府部门重视网络舆论监督的有力证明。而此前曾有舆论分析，随着舆情监测产业的兴起，各级党政机关已经成为舆情消费的主要客户，甚至，一些删帖公司把目标集中在受到网络舆情负面影响的部门和官员身上，以此牟取暴利。

　　重视网络舆情，初衷是随时发现网络舆论中出现的涉及本部门的问题，及时处理对部门和所属官员的举报，防止网络影响下的“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因此，很多政府部门更重视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的及时性，不惜花费重金，专人负责，关键词检索，开通微信微博，甚至向社会舆情机构购买各种可供参考的犀利观点和敏感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部门在这笔费用中，还直接列支“媒体宣传和应对费用”，其实，这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封口费。在以往发生的新闻敲诈和封口费事件中，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媒体记者抓住“把柄”威胁公开曝光的时候，会支付给媒体和记者广告费、发行费、宣传费、好处费等名义的大笔资金，但这些花销一般不会体现在财政决算中，更不会“未卜先知”地出现在预算账目里，而是以下属单位核销、相关企业出资等隐蔽方式处理。

　　由此可以看到，这些列支的“媒体宣传和应对费用”可能是舆论危机时购买媒体版面、时段的花销。对于相关部门和官员而言，与其暗流涌动、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出击、未雨绸缪，过去战战兢兢暗地里支付“封口费”，而今变成政府阳光账本上的公开支出。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网络危机公关成为部门日常花销，并且名正言顺、不断增多，可能会助长舆论交易和媒体腐败。个别官员为了化解危机、逃避责任，可能会以此收买媒体，因此，如何对逐渐增多的舆情监测费用进行社会监督，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同时，人们发现，越是窗口单位和与公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部门，往往舆情支出越大。“舆情监控”费用在文物部门要花10万元，到了旅游部门就要花90万元，红十字会花50万元，到了法院就要支出70万元。从这一角度看，舆情监测费用多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部门面临的社会氛围和舆论压力。

　　由此，也需要对舆情产业加强监管，不能让舆情收费变成糊涂账，建立行业标准、收费规范，制止删帖屏蔽、有偿新闻等依靠危机公关谋取不当利益的做法。与庞大的财政开支相比，舆情监测虽然涉及钱款不多，但毕竟是政府资金投向的新兴领域，需要人大常委们审慎警惕的目光，更离不开审计人员监督忙碌的身影。